与徐经世大师商榷：中西医“结合”的大文章先天有“缺陷”

文/王世保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发生发展始终独立于西方科学和西医。只是到了近代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人从此失去了文化自信。怀着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主流学界从民国时期就丧失了中医主体意识和独立性，寻求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相结合，争取在科学主义文化环境中获取中医存在的合法性与理论的正当性。从“汇通”到“结合”，再到“融合”，不管是理论论证还是实践检验，都已经否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徐经世大师所展望的中西医“结合”与“融合”的大文章本就是基于中医主流学界丧失文化自信而产生的伪命题，它有着先天性缺陷。

中医的传承需要深厚的儒道文化根基，中医的创新是在个性化诊疗特征上建构，中医的发展是中医队伍规模的壮大，它们不是像徐经世大师所认为的落后于时代。中华文化承载的是天道，中医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生命体在天人合一状态下的自然变化规律。只要日月五星作用于人类生命体的变化规律不变，中医传承的理论就不变。西医知识都是在实验室里通过解构人体然后重新建构出来的抽象实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逻辑关系随着建构条件、实验场景以及抽象实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们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地翻新，使得西医始终处在自我否定之否定的状态。

中医要不要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结合，不是医学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中医家心理上的问题。西医学界就从不寻求与中医结合，因为他们秉持着科学主义，有着傲慢的文化自负，哪怕西医的诊疗对多数疾病缺乏疗效甚至成为致病的健康杀手，他们也从不对西医进行批判并寻求改造。与西医相反，中医主流学界笃信科学主义，丧失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他们的心智被科学的还原意识所蒙蔽，游离在中医理论和思维之外，沦为“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怪物”。即使中医在历次的瘟疫治疗中都有相较于西医的疗效和安全优势，他们仍然认为中医的发展只能坚持中西医结合，而不能走向独立自主。

中医对疾病的诊断，需要按照望闻问切四诊坚持始终，而不是“借西守中”或者“衷中参西”。 中医与西医不可能实现诊断技术上的结合，就在两种医学的诊断指标没有辨治理论上的逻辑一致性。西医诊断所用仪器设备检测出来的结果只是西医在机械还原论指导下解构人体还原出来的病理现象，它与整体论指导下的中医辨证论治并没有匹配性，中医家根据仪器检测出来的西医病理指标或者影像来判断疾病，再根据中药的现代化药药理研究的结果去选药组方，这种借助西医诊断仪器将中药当着类西药开出来的处方，只是化药载体的简单堆砌，不仅缺乏疗效，还有类西药的不良反应。

中医对所有的患者进行施治处理，都要按照中医主体意识进行辨证论治，而不是在中西医之间选择投机，进行所谓的“宜中则中，宜西则西”和“中西互补”。中医治病在人，西医治病在药。对于每种疾病的治疗，不同的中医家具有不同的疗效水平。中医治病的疗效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拿特定的疾病去对中西医的疗效进行比较，那么可能这个中医家的疗效水平会低于西医的疗效，而另外一个中医家的疗效水平则会高于西医的疗效，无法将某种特定的疾病确定为哪种医学去治疗。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由于西药无效且有肝肾损伤的严重不良反应，不管是轻症还是重症患者都要由中医独立治疗。

中医的创新与发展源于中医家在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内运用观法比类的方法进行的临床实践，而不是所谓的“借西促中”。阴阳五行理论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它支配着人类生命体的活动和变化。中医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在与未来，都要在阴阳五行理论所限定的边界内进行创新与发展。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从金元四大家到《温病条辨》，再到郑钦安创立的扶阳学派，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来都是如此。屠呦呦利用化药理论与技术从植物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本属于化药的研究路径，与中医发展没有任何关系。青蒿素属于化药，徐经世大师不应该没有区分中西药物的常识。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们作为独立的知识体系，有着各自的缺陷和优势，而缺陷和优势是共生的整体，去除其缺陷的同时也就同时消除了其优势，建立那种集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的优势的“新医学”就像造永动机那样只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空想。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医学自身的规律，再伟大的政治人物也要遵循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医学的发展不会去尊崇伟大政治人物的意志。中西医并重和互补发展需要中医与西医保持各自独立自主的存在和发展，那种旨在消除中医与西医差异化特征的“中西医结合”已经导致中医失去独立自主性，它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中西医并重”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