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需要反思中西医结合教育对中医事业的危害

文/王世保

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从总攻阶段国内中医治疗疫病的情况反思来看，自始至终指导中医家抗疫的都是中医经典理论。比如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运气七篇大论对这次疫病发生的原因和属性进行分析与判断，遵循《伤寒论》、《温病条辨》和《瘟疫论》对这次疫病进行诊断和辨证论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对本次新冠肺炎推出的良方“清肺排毒汤”也是在经方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的基础上组合而成。能够深入把握中医经典是对治疗本次疫病的中医家的素质要求。

不管是辨证用药，还是辨证施针，都是中医家应该掌握的临床治疗理论与技能。中医家如果能够在临床上娴熟地运用针灸和中药精准地辨证论治，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普通的疾病，就是那些急危重症也能很好地救治。就如这次瘟疫的治疗，临床实践已经表明不仅中药能够很快地退烧，针灸也能快速地解决患者呼吸困难的问题，针药并施是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最有效和最经济的路径。中医家如果在用中药救治疫病的同时，还能对患者进行针灸治疗，就不需要西医呼吸机的结合，能够大大地节省临床救治发生的费用。

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是具有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的中医家，尤其是在这次疫病的治疗中，中药与针灸并施的中医家很难见到。我们这个时代从不缺乏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人员，现在90%的中医从业人员都是中西医结合的伪中医，中医在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只是外在的反思对象，而不是思考和认识的主体，他们的主体意识仍然属于西医。西医在我国的医疗结构体系中占住着主导地位，已经有着庞大的医疗队伍。不管是从我国医疗民生的需求，比如这次瘟疫的治疗，还是从医学差异化的角度去看，中医人才都是日趋匮乏。

面对日益消亡的中医现状，或问：现在不是有着二十余所中医药大学在培养中医人才吗？国内确实有二十余所中医药大学，它们都是按照既要掌握西医又要掌握中医的教育宗旨去培养学生的，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掌握了中西医临床诊疗技能的中医生毕业。按照民国时期的那些中医先贤的考量，学习西医知识能够帮助中医家在未来的临床中更好地治疗疾病，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医，那么为何中医事业反而出现日趋衰败，中医人才日趋匮乏，中医的疗效水平越来越低，而中医治疗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越来越多？

造成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还是中西医结合教育除了培养伪中医之外无法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中西医不仅在理论上不能结合，也不可能在中医家的脑子里同时成为认识的主体。中西医属于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医学知识，它们在世界观、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认识对象和理论形态上都具有本质的不同，二者不可通约，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结合。由于每个人的主体意识中的世界观、思维方式都是排他性质的，所以一个中医不可能同时掌握中西医两种医学知识。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医教育不仅充分贯彻着扭曲中医教育的中西医结合的精神，而且还将中药与针灸分开，培养临床技术残缺不全的中医人。各大中医药院校的基础医学院培养的临床医生都是重药而轻针，针灸与推拿另设专业培养相应的学生。中医高等院校教育主观地将中药和针灸分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单腿走路，会药的不懂针，会针的不懂药。中医教育上如此，医政上也将中药与针灸的医疗行为分开管理。针对本次的疫病，每位中医家本应该都能熟练地运用中药和针灸两种技能去更好地治疗。

主流中医学界不仅不对中医治疗本次疫病缺乏独立自主性和独立诊疗的人才进行深入反思，反而还继续缘木求鱼地呼吁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与其呼吁继续强化违反中医成才规律的中西医结合教育，不如呼吁培养更多既能掌握针灸技术又能辨证处方开药的高级中医人才，而这样的人才不仅是我们这次抗疫所缺乏的，也是当下和未来治疗急危重症的临床所需。针药并施不仅是治疗这次瘟疫的最有效最经济的路径，也是治疗其他急危重症的最有效最经济的路径。